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夺取政权，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22)王云清、陈林林：《依法裁判的法理意义及其方法论展开》，《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具有体系化特征的《民法典》拥有统一法律规则、便利找法用法、便于体系释法和利于查漏补缺的功能②。

在此背景之下，其他部门法的法律方法论研究成果也呈现出各自特点。在以往对法律思维进行宏观研究的基础上，最近三年的相关成果进行了细化完善。(152)薛军：《民法典网络侵权条款研究：以法解释论框架的重构为中心》，《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88)徐雨衡：《法感在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及其适用》，《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2期。在民事法律适用层面，价值判断不仅是衡量当事人利益关系的工具，而且会对事实认定的形成以及价值共识的寻求产生重要影响138。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民法问题之外，《民法典》还对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新问题给予关注，这个方面也有法律方法研究成果。(79)杨敬之：《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政法论坛》2021年第2期。辩即攻防申辩，表征为控辩双方各自的举证责任和主张阐明之义务，它是司法裁判的基础性因素。

它是一种受过训练的思考方式，它不是任意的，但也不是绝对肯定的。作为法造之物，司法机关就是法的适用组织。一是因果关系，有法律而后才有司法，无法律即无司法。1.基于良知的思考既是人之本能，也应是职业之本能。

(16)为此，司法的认知过程必须遵循个别意识之外的程序与规范，其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重复再现。基于过程哲学，法庭和时间构成了论辩过程的两个关键性要素——法庭系论辩的场域，法庭制度是确保论辩正义的基本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空间正义构成了论辩正义的基础。

(46)宋聚荣、张敬艳：《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司法公信力研究》，《中国司法》2007年第2期，第83页。法律能够这样毫无差别地适用，才可以称作正义的实践。(94)[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257页。(37)2.论辩具有过程性，司法裁判过程是由次第推进的论辩过程连锁组合而成——论辩不限于开庭审理中的法庭辩论阶段，而是贯穿于司法裁判的全过程和各阶段。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案例被赋予了法的某些指引功能。但由于个案及其发生的原因在于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因此，司法个案的裁判过程是法律介入社会的过程，通过定分止争化解社会结构异质运动所带来风险。在本源意义上，止争就是平息纷争，其延伸性意思就是对争讼矛盾的化解。2.只有在生效判决得到全面执行的前提下，维护合法权益的价值方可能得到实现。

裁判的过程就是各主体扮演各自角色，围绕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展开论辩之过程。如果人民群众通过司法程序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那司法就没有公信力，人民群众也不会相信司法。

正如康德所言：你的行为举止应该是这样：无论是你自己，还是在任何其他一个人，你都应将人类看作是目的，而永远不要看作是手段。价值是通过人的实践而实现的。

司法价值观就是人们对于司法存在及其作用目的和意义的总体评价，其核心问题是司法能够满足人民何种需要以及人民为什么服从司法的问题。法官职业的专业性，则要求他像法学家那样去思考。其二，司法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也是一种国家行为。坏的口碑则势必败坏司法公信——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负面的口碑多了，就会演变成为司法公信的侵蚀性力量。(76)[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2.说服对方，并最终说服法官，是当事人说的基本目标——说是当事人的权利，但说本身不是目的，说服法官才是目的，而能说服法官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事实和证据，而非主张或情感。

我国的司法与发展，最终落脚点都是人民，因而司法应能够协助发展，发展成果应由人民共享。基于这一逻辑，人民主权不仅是司法机关设置和司法权力配置的正当性之所在，也是司法权力运行之鹄的所在。

通常情况下，一部法律的第一条都会开宗明义地明确立法目的。人类社会早期就已经产生了具备裁判功能的纠纷解决机制，由具有德望的族长或长老依据原始习惯或惯例规则对纠纷予以处理。

借助于过程哲学中的判断理论，司法过程中的认知判断可以描述为关于某种命题与客观化的联结之间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综合摄入的主观形式，因而，兼具符合论和融贯论的双重属性。(99)Kaminski,M.,et al.,How do People Become Empowered? A case Study of Union Activists,53 Human Relations 1357,1357-1383(2000).(100)何东青：《学好用活马锡五审判方式继承发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人民法院报》2021年10月1日，第5版。

易言之，司法裁断所针对的案件只能是过去时，而非将来时，因而，其作用对象和效果只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如果不懂群众语言、不了解群众疾苦、不熟知群众诉求，就难以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正所谓张飞卖豆腐——人强货不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霍姆斯才强调：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司法作为政治理性之体现，理应兼顾发展正义之需要，以符合时代要求。

人民法官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项贯彻司法全过程的基本原则，是一切司法方法论之元点——司法的过程是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一切形式的司法方法都是如何尊重人、爱护人和保护人的方法。早在南方谈话时期，邓小平同志就已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

反过来说，最好的政治家必须学会像哲学家那样思考。相反，当社会个体在个案中遭遇野蛮与不公，就会产生冤屈感和愤懑情绪，继而会产生向他人发泄这种感受和情绪的需要，而这正是对司法的贬责。

到底谁做了不公正的事，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谁害了人，谁受了害，由于这类不公正是不均等的，所以裁判者就尽量让它均等。马克思说：主体性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22)是人摆脱了对他人的依赖的属性，在主体—客体关系中，主体性即主体在其针对对象性活动中所具有的自主属性。

法律适用离不开法律解释，法律解释需要遵循基本的规则。(52)3.经验是实践理性的直观表征。(61)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02页。其二，司法是一种论辩性过程。

3个案的裁判过程就是法律的个别化适用过程。引导则含树典以诱、立范以导之味。

因此，法官要有常识性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质上不过就是明白日常事理的能力。其三，裁判结果是否具有可接受性。

其中论规定着法官的角色扮演，辩则规定着当事人双方的角色扮演。法官的职能仅在于裁判，法官的权力只用于裁判。